为什么召开五中全会
读《中国民主决策模式》略感
欧阳君山

中国改革开放后所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一方面开放了个体竞争市场，另一方面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整体规划，尽管两方面都还可以继续完善，但总体上，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意中歪打正着，切中自由市场的本来意义。如真的能够实现既有必要整体规划、又有高度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国将发展为名副其实的真市场经济国家。当前风行全球的市场经济模式主要来自于西方，本质上还是伪自由市场。
                                      ——题记

为什么需要政府规划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已经在北京召开，按中共全会的惯例，会议主要讨论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为什么要召开一个五中全会专门讨论五年规划？这是批评者所批评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还是中国式市场经济的“特色”，抑或中共一党长期执政下的必然产物？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类似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会呢？宏观上的中长期规划与市场经济真的矛盾甚至冲突吗？

手头有一部研究五年规划的专著，书名叫《中国民主决策模式——以五年规划制定为例》，作者为大名鼎鼎的王绍光先生和青年新锐学者鄢一龙先生。该书从民主决策的角度系统梳理了五年规划的内含及其历史沿革，把五年规划的出台过程描述为五个环节：屈群策——集众思——广纳言——合议决——告四方，并概括为“‘集思广益’民主决策模式”。这为中国决策机制乃至中国式民主体制挖掘了理论内含，但从“讲好中国故事”的角度讲，西方主流舆论可能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前置问题更感兴趣，那就是：为什么需要政府规划？该书第一章《计划、规划与中国制度模式》对政府规划进行了历史溯源和理论寻根，极具启发性，但感觉言犹未尽。下面试着从西方主流思想的自由主义逻辑出发，进一步在基本理论上回答为什么需要政府规划的问题，与读者并作者共同思考。具体分两步，第一步回答为什么需要规划，第二步回答为什么需要政府，合起来自然就有了为什么需要政府规划的答案。

市场原本也是规划机制
所谓规划，就是预先谋划和安排，乃人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基本形式，没有规划，不堪设想。最简单的，一天的时间就必须规划，“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是规划。完全不做规划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能“脚踩西瓜皮”，一个组织更不能“滑到哪里算哪里”，家庭有家庭的规划，国家有国家的规划。规划——明明白白的好事，可长期以来，计划体制为何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否定呢？

原因之一可能是“规划不如变化”。规划九点之前到公司，但中途车子抛锚了，结果十点半还没到。当然可以把自己的车子提前检收好，保证万无一失，但别人的车子路中抛锚堵路了，结果十一点还到不了公司。就算三头六臂，可能也做不到信息完全充分，规划难免纰漏。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否定计划体制，原因可归结为规划不如变化，亚当·斯密就已经指出这一点。

但规划不如变化并不足以构成对规划的全盘否定，就像战场上一样，尽管情况瞬息万变，但指挥官仍要作规划，不打无准备之仗。甚至可以说，正因为信息永远不完全，才需要规划。退一万步讲，即便以规划不如变化而否定规划，也不足以倒向被视为规划对立面的不规划——自由市场。很简单，既然连规划都不成，不规划还成？难道真有什么“看不见的手”于冥冥之中为人类指点前途？

规划不如变化的信息有限论，不足以置规划于死地，充其量是打倒规划的一必要条件。真正对计划体制构成冲击的问题是：谁来规划？显而易见，所谓规划，必须有一个主，由这个主来作出规划。对一个组织而言，如每个人都作规划，就无所谓规划了——可谁来作主呢？

有人可能要说，由最有智慧的人来作主，因为他最有主见，可谁最有智慧呢？别人怎么知道他最有智慧呢？有人可能要说，由最有信息的人来作主，因为他最了解全局，可谁最了解全局呢？别人怎么知道他最了解全局呢？不管提出什么样的人选，都存在类似的疑问：别人怎么知道他如此这般？千里马难找，伯乐就容易找吗？哪匹马是千里马，只有伯乐才知道，可谁是伯乐呢？只要有两个人说自己是伯乐，而所相中的千里马又不同，问题又闹了：谁是真伯乐？

这正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比方说，张三声称自己是伯乐，李四也声称自己是伯乐，两伯乐同时相马，张三的成功率高达九成，李四的成功率仅有二成。人们自然会认为张三是真伯乐，应该由他来对相马之事进行规划。这就是市场的选择，不迷信任何的人为权威，市场通过试错而选出真正会规划的人。市场不是一种超人机制，实质上是一种选人机制，就像平常所说的选举一样。

即是说，市场机制实是不规划与规划的统一，说不规划，是市场并不预先安排某一个人，没有先验人选；说规划，是市场一旦发现某一个人，就依赖这个人，就由这个人规划去，它并非规划的对立面，而是把规划权交给最适合作规划的人——通常所谓的企业家。以规划言，市场机制并非不规划，甚至可说也是计划机制，区别是在于，它是企业家的计划机制，规划大权在市场发现和选择的企业家手里，而非某一个先验的人或机构。显而易见，市场机制绝非毫无目的的自由主义，恰恰相反，其目的鲜明而刚性，那就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市场机制实是有规划的自由主义。

在论市场机制时，哈耶克曾提出“资源配置是由非人格的过程完成的”，并经常把市场比作“有机体”——这是一大批西方学者共同的譬喻。殊不知，市场之所以看起来像有机体，原因是在于市场乃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通过反馈试错——具体表现为优胜劣汰——形成人的联网计算。正是联网计算——有点像超级计算机，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优于单独某个人甚至某个机构的规划。

为什么会有政府
既然市场原本也是规划，它通过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选优进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构成一架联网超级计算机。别的暂且不论，单就资源优化配置而言，市场完全称得上万能，因为市场不过是选人机制，凡需要人的地方，都是市场能配置资源的地方。即便某个机构比如说政府配置资源，不也必须由人来配置吗？而市场不就是通过竞争找到能够优化配置资源的人么？如的确存在无需考虑效率的领域，则市场可退避三舍，要不然，市场都应该当仁不让。

那自由市场上怎么冒出了一种叫政府的机构？不管自由主义者如何强调市场的强大，不争的事实是，政府的存在铁板钉钉，在人类社会的大部分地方和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从西方思想史看，对政府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被誉为“近代政治学之父”的托马斯·霍布斯提出的“利维坦”，为结束“人对人像狼一样”的“自然状态”，霍布斯认为要构建一个公共权力——利维坦，实即政府；一是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提出的“守夜人”，为保障国家安全，为保护自由竞争，为建设公共工程，斯密认为政府应该以“守夜”为天职，而且应尽可能低成本运行。

利维坦与守夜人的解释有相通之处，都是基于和为了整体利益，但似乎都不能与自由市场的逻辑很好融洽。最简单的，在自由市场上，假设非暴力的自愿原则已得到遵循，一个个市场个体竞争着，优胜劣汰，市场选择，万事皆休，为什么还要政府呢？除保障自愿原则，政府的存在还有别的缘由吗？不妨看一个自由市场的案例：

一群牧民在一块草场放牧，因为无偿，每个牧民都希望放养尽可能多的羊，结果导致羊的数量无节制增长，草场严重超载，质量大幅下降，最后沦为不毛之地，羊一只只饿死，牧民一个个破产。

这就是“公地悲剧”，并非杜撰，今天的气候变化就是典型的全球性公地悲剧。公地悲剧充分说明，自由决非为自由而自由，更非个体的肆无忌惮，而是有方向和限度的，是向着价值的自由，是向着整体的自由，自由市场先验就是一个整体。这一点更从新兴的环境权益交易上得到集中而鲜明的彰显，并用专有名词作了表达，即“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拿月饼生产来讲，不对包装作出管制，如用材不超过2种、重量不超过月饼本身重量多少、费用不超过成本的5%，产商就有可能在包装上走火入魔，甚至使月饼的生产沦为包装的比拼，就像车展常常沦为胿胶胸展一样。

万能的自由市场上为什么冒出政府呢？纯粹从自由市场的逻辑讲，自由实是整体之下的自由，整体利益的存在真实不虚，政府代表并看护自由市场的整体利益，决定着自由竞争的方向和限度，实质上也决定了规划的范畴与范围。这正是为什么需要政府规划，政府规划不是自由市场的对立面，政府代表整体利益并规划整体利益，恰恰构成自由市场的前提，借用中共党内经济里手陈云先生的话讲，自由市场原本“笼子里的鸟”。

中国有可能成为真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改革开放后所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一方面开放了个体竞争市场，另一方面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整体规划，尽管两方面都还可以继续完善，但总体上，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意中歪打正着，切中自由市场的本来意义。如真的能够实现既有必要整体规划、又有高度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国将发展为名副其实的真市场经济国家。

当前风行全球的市场经济模式主要来自于西方，从发韧之始，西方市场经济就存在必要整体规划不足的问题，之后虽有改进，典型如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但总体上，西方模式依然江山未改，本质上还是伪自由市场，没有处理好必要整体规划与高度自由竞争的关系，沉溺于自由主义难以自拔，就像他们指责计划经济陷入了一种叫“社会主义的”的“致命的自负”一样，西方世界实质上也陷入一种叫“自由主义”的“致命的自负”，区别只在于“城头变幻大王旗”。这正是西方世界需要高度警惕的，《中国民主决策模式》一书中提到，享誉世界的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虽然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批判者，但他也曾诚恳而不无忧虑地提出：“让我提出一个看似不合时宜的建议：实行中长期规划。”油然而生还是那一句大白话：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如果不讲必要整体规划在先，“看不见的手”可以休矣！

祝愿五中全会圆满成功！